推动中国纪录片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纪录片发展格局。本文重点关注中国纪录片面向世界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这一议题，摆脱本质主义束缚，融入建构主义观念，聚焦交往互动过程，打破纪录片创作中的自我中心视角，提出“基于事实，巧于建构；主体协商，聚焦共有；交往互动，场域延展”的中国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整体观念。

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具体到文化领域影视传媒业一个细分方向的纪录片，推动中国纪录片高质量发展在2022年由主管部门专门发文予以政策性支持，并强调要“着力提高创作生产能力、行业服务能力、国际传播能力”。②这一文件也成为中国纪录片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指南。

推动中国纪录片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纪录片事业。其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中国纪录片如何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展形象”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范畴。纪录片被称为“国家相册”，历来是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载体。作为重要的“软力量”，中国纪录片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布局下，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尤其在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方面尝试发挥更大价值。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

●《这里是中国》

当前，关于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分为几类：

第一，以区域国别（美国、英国等）、媒体（探索频道、BBC、NHK、央视等）、题材（少数民族、自然、乡村、历史文化等）、类型（微纪录片、纪实短视频等）、主体（自塑、他塑、合塑）等为分类依据，关注特定范畴内纪录片中国形象的媒介呈现，从微观角度探究其叙事和话语策略及构建效果。

第二，结合相关理论和本体考察，对纪实影像与国家形象进行关系性研究，阐释纪录片参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功能及合理性。

第三，从历时性角度，观照时代背景和纪录观念、传播方式等变化，廓清历史流变中纪录片塑造的中国形象谱系。

第四，随着国家形象塑造对于效能的重视，周边传播、个体叙事、共情传播等概念和理论也被引入到策略探讨中，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等具体语境展开。

不过，以上研究思路主要遵循“塑造—传播”的逻辑，多从叙事、话语等方面讨论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忽略了文本之外的其他环节，如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和纪录片业发展环境，中观层面的国际交往互动中的纪录片生产流通，中国纪录片存在国家形象被简单化、盆景化、技术化等问题，③这给本文的研究开展提供了空间。

本文引入建构主义理论范式，实现中国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观念和方法论突破。超越文本，聚焦交往互动过程，把纪录片生产传播的全链条乃至更广泛的关系建构纳入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体系中去；打破单一“自塑”或“他塑”框架，关注主体协商与合作传播能力的实现；在“交往互动”视野下开拓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新场域。

●《丝绸之路》

01

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

从本质主义走向建构主义

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系统化进行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性，国家形象研究应运而生。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理论范式：基于实体性思维，认为国家形象根源于本身客观实在的本质主义范式；基于关系性思维，认为国际形象生成于国际交往互动和共识塑造的建构主义范式。作为国家形象研究的传统范式，本质主义遵循“塑造—传播”的基本逻辑，以他国为认知主体、本国为被认知客体，根据国家的客观实在进行自我形象定位设计，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传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播效果的优化方案。在本质主义视角看来，国家形象的提升或下降及其优劣性基本取决于传播主体的主观意愿和作为程度。

长期以来，受认识论影响，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多遵循本质主义观念和由此构建的路径体系。中国的纪录片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宣传思维和政治功能的框架下变迁和发展的。⑤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纪录片作为装在“铁盒子里的大使”，成为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抓手。然而，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囿于各国体制文化、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外加中西方脱钩风险的加剧，本质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它的缺陷，即基于自我中心视角设定的国家形象，并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

●《魅力中国》

尽管在本质主义观念驱动下，行动主体能动性得到凸显，可国家形象并不是简单的、对于物质现实的阐释或演绎，而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概念，其传播效果也不完全取决于主体国家传播策略，无法与之构成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前所未有地被重视的情况下，许多海外调研结果却显示中国形象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

具体到纪录片领域，作为本质主义视角下的因果必然逻辑产物，许多纪录片作品陷入成就展示或宏大抽象的国家话语误区中，中国故事难以真正落地铺展，国家形象传播难免落入“自说自话”的窠臼；而影视作品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具有转义性，主观构建塑造的完美形象并不符合艺术创作和传播基本规律，往往在客观传播过程中无法真正实现，⑥反而会造成文本失真，加剧信任赤字。总之，由于影像文本解读空间的开放性和普遍的文化认知差异，我们不能期待海外观众按照文本内设计的中国形象解码逻辑进行接受。

如今，世界格局正进入“东升西降”“南方崛起”的新秩序变化周期，国际传播外部环境也由此发生转变。⑦这种新的变化更加剧了西方的不平衡心态，“对抗式解码”的风险在增大。以本质主义为核心的旧有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观念亟待转换，寻求整体理论框架和具体实践路径上的革新。

建构主义理论范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广泛运用在社会学、语言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研究之中。有别于本质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由施动者在客观环境中建构而成，包含客观存在的物质事实和互动实践产生的社会意义两个重要因素，将考察重点放在主体间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尤其强调交往互动对于社会意义形成的重要性。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国家形象与国家身份高度同构，是国家间的交往互动行为的结果，实质是由共有观念、共享文化、共识理解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关系，因此也是一种关系性思维的折射。⑨诞生于冷战结束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主义学派具有一定后现代思想特征，这为纪录片在国家形象方面的塑造研究和传播实践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结构性视角。

●《中国》

从实体性思维的本质主义走向关系性思维的建构主义，是纪录片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理论范式发展和突破的必然方向。国家形象不再被简单认定为一个物质实体，而是在广阔的国际社会和媒体“广场”中通过交往互动所形成的身份表达和反应。纪录片塑造的国家形象，不仅存在于文本本身，还存在于文本生产传播全流程乃至更广范围的交往互动中。

02

聚焦共有：“人类命运共同

体”语境下的共同关切、

共同观念表征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并非塑造的结果，不完全受制于一国主体单方面的主观意志，而是彼此交往互动、共同协商同意产生的效果。“自我和他者最初通过习得确立了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而后在不断的互动中以因果方式加强了这些观念，这样在每一阶段自我和他者就共同界定了对方的身份。”⑩因此，从重视文本实体走向重视关系建构，意味着中国纪录片面向世界塑造中国形象时的一种巨大的观念和路径转向。

关系的建立和互动的形成需要寻找合适的连接点，而这个连接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主体间的共有领域。它按照深入程度，可以分为现象层和观念层。这两个领域的显在和内在层次也决定了交往互动的深浅。

●《信仰如树》

交往互动的形成首先要基于共同关切和共同兴趣。相对于更为深入的观念层，这更多依托和体现为一种更为显在的现象和话题。比如国家间共同关注的气候变化、毒品泛滥、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焦点问题，以及动物植物、前沿科技、历史人文、文学艺术、名人明星等领域的全球观众都感兴趣的具体内容。如果主体间通过纪录片呈现的现象、话题、信息等是对方不关心的，也就很难想见有什么互动和观念上的碰撞，国际传播就会流于传统的自说自话、对镜自赏，而这种塑造和传播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没有意义的。

同时，交往互动的达成需要有基本的共识，这种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共同观念，它涵盖了主体间享有的共同认知、态度和价值观等。共同观念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我们很难改变他人的既有价值认知，但可以通过共同关注的话题、诉求，在一定领域挖掘或凝练共同观念，深化好感，增进共识，建立互信。

对于纪录片创作而言，共同观念的传递不是一种单纯形而上的抽象表达，而是需要基于主体间的共同兴趣点，由表及里，由具象到抽象。例如2020年的亚洲象北迁事件引发全球媒体和网民关注，中国外文局解读中国工作室联手腾讯打造了纪录片《与象同行》，巧妙借势于这一全球关注话题，通过颇具“萌感”的拟人叙事、深入一线的全过程记录，还原了亚洲象北迁南归，以及与人类的暖心互动轨迹，借此讲述中国的生态环保故事，传递全球共通的生态价值观。本片在海内外的热播，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价值的共识性理解，尤其是许多新媒体端的观众评论认可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中国生态形象借此事件得到了改善。

●《与象同行》

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需要聚焦身份的同一性，寻找共同关切、共同话题，分享共同经验、共同价值。人类共居于一个地球，虽然肤色、语言、文化背景不一，但仍可以找到共同性的一面。但对于通过纪录片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而言，对共同关注、共同观念的记录与表征不是越多越好，相反，应在传播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聚焦到少数且能最大程度反映中国的现实情况和诉求的领域，增加中国形象塑造的明晰性。

当前，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大，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继续扎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期望以共同观念将国际社会凝聚在一起，为人类找到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价值出路。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与国际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统领性的观念，而人类共同价值汇聚了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凝结着中外共同的追求，纪录片需要以此为桥梁，并依托具体生动的案例、故事、人物，发挥纪录片的媒介特性，打造“影像共同体”，增加形象亲和力。

03

主体协商：中外合拍与

合作传播能力建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30年时间里，纪录片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少量的新闻纪录片通过节目交换、使馆等渠道“走出去”，被国外媒体引用或被其他公共机构小规模放映传播，极少数是通过参加节展获奖来实现曝光；二是将海外纪录片人“请进来”，在国内辅助下拍摄中国题材作品，他们在中国游历观察，利用摄影机记录下珍贵的时代表情。由于当时创作理念和水平的差距，这些国际人士的作品往往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愚公移山》《中国》等成为影史经典。

改革开放后，中外往来更加密切，合拍中国题材纪录片一度风行，《丝绸之路》《话说长江》等纪录片都是中外合作、共塑中国形象的产物。21世纪以来，尤其是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标志性节点，市场化、产业化与国际化的协同推进路径开始显现，纪录片的中外合拍与合作传播朝多主体、规模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话说长江》

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存在于中外合作关系之中。海外纪录片人到中国合作拍摄的过程也是一次深入的交往互动过程，这中间伴随着双方对于彼此利益诉求、创意和美学观念，以及各自内心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了解，甚至会产生碰撞和摩擦。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中国》时曾表示：“我想拍摄一部不包含任何教育色彩和意义的纪录片，我想用摄影机把我眼睛看到的真实中国全部记录下来。”但他在中国拍片的22天经历并不顺利，许多因为陌生或好奇选取的场景被陪同人员认为是记录中国落后的一面、对中国污名化。作品当时在国内饱受争议。

不过，《中国》在美国、欧洲等地广泛放映，在那个关于中国的纪实影像稀缺的年代，该片成了海外观众对这个陌生的东方大国建立印象的直观参考。随着中国的开放和自信增强，该片的价值被重新认可。

2019年，中意迎来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之际，纪录片《从〈中国〉到中国》在中意两国媒体播出，第1集便是意大利记者老高重走安东尼奥尼的拍摄之路，寻访当年的场景和被摄主体，采用今夕影像交叉叙事，让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形象变迁跃然屏幕。本集也在意大利驻中国使馆和意大利罗马电影之家举行展映研讨，增进了意大利政府和民众对于中国的了解，是一次以纪录片为载体的中外人文交往的有益实践。类似于《从〈中国〉到中国》这样的他者寻访、时空对照的体验叙事近年来屡试不爽，探索和拓展了纪录片依靠交往互动建构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

●《光阴的故事》

国际合拍、合作传播成为当下中国题材纪录片“走出去”、对外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明显，依托海外制播机构，深入分析当地市场，能有效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而双方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的视角互补，增加了全面性，有利于中外团队找到传播的最大公约数，把经过共同协商和认可的中国形象传递给世界。不过，纪录片的中外合作同样存在话语博弈，需要警惕中外合作沦为“中国故事，西方话语”，要提高沟通水平，管控分歧。

在过往的合作经验中，中外团队尝试了多种创新合作形式：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宝藏》一片中以“主投、主控、主创、原创”为原则全程参与创作，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与美国A+E电视网以各自组建团队共事的形式摄制《南京之殇》，五洲传播中心的合作传播对象多为国际知名媒体平台，解读中国工作室则直接以国际导演为重点合作对象。⑪这些合作形式依托各主体既有资源，探索更为能动可控的“他塑”手段，尤其通过提高纪录片“合塑”中国形象的话语权和协商能力来提高国家形象塑造力。

交往互动视野下，通过中外主体的协商合作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向高质量进阶，仍有提升空间。首先，在机制和平台建设上，政府、媒体、学界智库可以搭建渠道，连接更多中外制播机构，加强沟通，增强双方互信，促进合作达成。其次，中外合作需要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推进流程工业化、交易市场化进程，提升制作效率，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扩大覆盖面，展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形象，不能只停留于政府或事业机构层面的合作，更不应该成为“披上马甲”的假合作。再次，中外合作应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互惠、商业互利行为，同时应该成为一个行业对话交流场域，双方分享经验和认知，扩大共识，促进行业共同发展。

●《中国的宝藏》

04

场域延展：中国纪录片塑造

国家形象的新通道

国家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交往互动过程中，随着彼此共有观念和认识的不断调整，促进国家形象在对方那里产生变化。对于中国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而言，交往互动的延展，需要更广范围的场域开拓，寻找新的连接通道。

（一）公共外交场域的纪录片外交

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共同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⑫政府外交是国家领导人之间和国家政府部门之间开展的正式交往活动，涉及双边和多边利益。公共外交领域广泛，形式更加灵活，包括政府影响他国公众舆论，增进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与他国相关团体之间的互动，促进媒体之间、外交官与国外记者之间的联络等。⑬

在公共外交渠道中，大众媒体的作用无法替代，由此延伸出的媒体外交，近年来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纪录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力日益重要。纪录片外交从属于公共外交和媒体外交，是以纪录片为媒介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纪录片外交往往由国家主导，借助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力量，以纪录片的制作、传播和交流等为主要形式，发挥纪录片的纪实性、形象性等特质，传播信息、传递友善、增进了解、影响舆论、建立认同。

●《玄奘之路》

当下，在政策、市场、技术、媒介环境变革等多种要素驱动下，中国纪录片参与的外交实践主要呈现出几种样态：

第一种，纪录片服务于政府外交，作为政府外交活动的配套产品出现。例如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曾把纪录片《玄奘之路》作为国礼赠送给印度总理莫迪；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举行前夕，中国和阿根廷合拍的纪录片《魅力阿根廷》《魅力中国》分别在两国国家电视台同步播出。

第二种，即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政府邦交友好基础上，两国（或多国）媒体机构等主体合作生产或传播纪录片，促进国家间（或地区间）民众交流互信。例如中意建交50周年之际，纪录片《从长安到罗马》第二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等中意两国媒体同步播出；广西电视台面向东盟国家的纪录片合拍合播、黑龙江电视台面向俄罗斯的纪录片国际传播实践等。

第三种，是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或顶层外交框架协议服务。例如与G20国家、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联拍联播纪录片，具体项目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金砖国家纪录片联拍联播活动”、五洲传播中心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媒体共建周播纪录片栏目《丝路时间》等。

●《魅力阿根廷》

纪录片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不仅在于纪录片文本本身承载的信息、形象、价值的传递，还在于通过以纪录片为媒介的交流活动，使纪录片文本背后的交往互动行为发挥更大作用。纪录片成为一种桥梁和纽带，制作和传播本身也成为友谊的象征。2016年以来，中国先后与俄罗斯、东盟国家成功开展“媒体交流年”活动，媒体外交迎来高潮。2017年，中俄合拍的系列纪录片《这里是中国》登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成为两国媒体合作的标志性成果，至2022年已启动五季。纪录片成为外交“彩蛋”，发挥记录、见证的影像功能，以更加软性的方式抵达政府外交难以触达的地方。

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传播效能的背景下，以纪录片外交方式进行的国家形象塑造，可与日益被重视的区域国别传播相连接，在具体的“一国一策”“一区一策”实践中寻找机会。

例如，广西电视台与东盟国家以纪录片为媒介展开公共外交和人文交往活动，制作了《光阴的故事》《家在青山绿水间》《南溪河畔》等纪录片。为了实现在对象国落地传播，即使是同一个IP系列，广西电视台也会针对东盟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对相应作品的讲述方式和表现手法与相关国家进行一对一沟通交流，也会利用合作双方国家间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作品同步播出。

同时，他们在周边传播实践中精准践行“一国一策”，找到共同性的传播内容，比如与柬埔寨合作的《家在青山绿水间》系列第二部《信任如树》，聚焦减贫事业和“一带一路”建设为柬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善进步，以此传递友好中国形象，增进友谊；为献礼中越建交70周年和越南国家电视台合作的纪录片《南溪河畔》，通过讲述在中国援越八年间救治数千名越南伤病员的桂林南溪山医院的故事，见证中越传统友谊。

●《家在青山绿水间》

（二）影视节展与文化交流场、话语场打造

国际影视节展是推动纪录片实现多次曝光和落地式传播的国际桥梁，是为纪录片提供水准认可和进行宣传造势的品牌背书，也是促进纪录片销售推广和交易的全球市场前沿，这些属性让国际影视节展成为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的重要舞台。⑭国际影视节展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像提供了交流和展示机会。中国影像以交流者的身份进入国际节展交流场已有很长一段历史，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创作者带着中国影像走出国门，亮相国际影视节展，这些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缩影，成为西方观众了解中国形象的窗口。

同时，国际影视节展也是话语权争夺的场域，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文化交往功能和意识形态诉求，这个场域内的话语权建构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协商和互动中实现的。

布迪厄结合福柯关于权力话语的相关论断，提出了“场（场域）”的概念，并认为场域是个永恒斗争的场所。在场域中，“每一次语言交流都包含成为权力行为的潜在可能性，当交流所涉及的行动者在相关资本的分配中占据着不对称的位置时，情况就更是如此”。⑮在国际影视节展这一交流场域中，同样存在话语场和权力建设，其中伴随着话语权的对话、协商和争夺。

●《南溪河畔》

国际影视节展起源于西方，在早期发展中会有形无形地受到西方政治地位、资本实力和文化审美的影响，形成既定规则、惯习与资本支撑下的产业。此类既定规则和惯习直观体现为评委会构成及其相对确定的评选标准和选片旨趣。评委会在评选过程中依靠特定的审美和价值标准以及“规则”选择符合自身定位的作品入围，又通过筛选与授奖形式对符合标准的影像作品予以肯定，其实质是肯定特定影像所携带的审美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为这些影片加上光晕；获得荣誉的影片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巩固一种艺术和审美的话语权。

而相比于成片的评奖赋魅，对作品提案的评价则是直接“用钱投票”，决定一部作品的诞生与否。但西方对艺术话语权的长久把持，让艺术标准变得单一化，并不断单向度地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造成了长久以来以西方审美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格局，一些非西方国家在艺术话语权方面丧失了主体性。而伴随一国艺术话语权丧失的，是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话语权的削弱，其中包括了利用影视作品传递本国形象方面的弱势。

布迪厄认为，场域也是有自主性的，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斗争的历程。以这一判断审视交往互动视野下影视节展中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就有一个主体性崛起、摆脱旧有场域的权力逻辑，以及争取独立性的过程。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逐渐认识到国际影视节展在话语构建和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始自主设立影视节展，寻求自主话语表达，构建不同于西方观念的影像审美评价体系。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打造影视节展作为纪录片国家形象塑造的场域，按照行为方式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是自主型节展，即在本土自主举办国际节展，把海外主体和作品“请进来”。具体可分为专业性纪录片节展，如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综合性节展，如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自主性、可控性强，可专门设计中国故事作品单元、提案或者论坛等活动，弱点是品牌需要长时间培育积累。

第二类是在海外“造船走出去”，到国外办节展或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支持海外节展，如德国金树纪录片节为华人创办、国家支持，让许多中国题材作品展露头角。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减少了单纯“本土起高楼”的难度，更易为节展赋予国际身份，但持续性和可控性取决于是否有持续稳定的支持，以及容易让海外势力“贴标签”。

第三类是在海外“借船走出去”，如创作者积极参加法国阳光纪录片节、戛纳电视节等国际知名且对中国相对友好的节展，通过举办中国联合展台、中国题材纪录片作品提案和创投会等活动打造文化交流场，传播中国影像，达成交易合作。这类节展场域打造的优点是品牌号召力强、国际化程度高、进入成本和难度系数相对较低，但可控性较差，很多时候要在他者主场的规则体系下运作。

节展场域建设需要将“请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未来要更加重视自主建设节展，针对性进入海外节展，打造更加自主可控、利于平等交往互动的平台，锻塑话语权；要打造专门的子场域，或将纪录片塑造中国形象的诉求有机嵌入活动体系中；持续培养品牌，助推其国际化发展，从而促进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全球流通。

同时，节展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纪实产业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推动其按照国际惯例，公开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更有利于打通全球市场，推动文化贸易，如此才能使影视节展推动话语表达的“永动机效应”得以充分展现，进而发挥节展助力纪录片塑造中国形象的长久性功能。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三）新媒体场域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社交化、参与式路径

在技术、市场、平台、政策等多元驱动下，纪录片国家形象塑造的媒介场域从过去以电视、影院端快速向“云端”转移。相对于传统电视、影院端更为单向的传播模式，新媒体具有强互动特点，且这种互动是即时性的。用户在新媒体平台的观看、评论、交流和沟通，让一部视听文本成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交场。

这种强社交关系一方面是指向观众和创作者：观众的观看体验和感受可以即时反馈给生产端，这种反馈不仅是弹幕或留言，还可以是点赞、打赏，甚至是每一次对进度条的拖曳，快放、慢放或暂停。平台方可通过大数据抓取技术，及时捕获这些数据，反馈到生产端，这使制播主体能在一部系列片的播出过程中及时对节目进行调整。

例如《风味人间》正是在播出中基于用户反馈数据，才在同季中及时增加了更多特殊摄影镜头，让观众得以获得更为陌生化的视觉奇观体验。这些反馈和调整增加了观众好感和观看黏性，也有利于观众提高对文本内形象的接受度。

同时，由于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评论者”，对于纪录片作品中传递的中国形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甚至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民众都会有不同的认知和接受反馈。因此，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不应仅停留于文本层面，还应存在于文本之外的新媒体建构的社交场域中。

在交往互动视野下，文本成为互动的“由头”。制播主体可以直接“下场”参与交流互动，增加亲近感；也可以“借用”观众角色，进行观众间的互动。尤其是在关于中国形象的互动讨论中，可以主动进行议程设置；对于一些负面或侮蔑性言论，需要及时直接或间接予以驳斥。

●《风味人间》

另一方面，依托新媒体平台和新的技术可供性条件，国内外用户也可以参与到纪录影像的生产和传播中来。纪录片参与的中国形象塑造和传播在新媒体场域下进一步走向泛主体化。除了国内主体可以通过纪实短视频等形式加入中国形象的塑造中，还可以团结更多的知华、友华人士利用纪录片、纪实类短视频、Vlog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

同时，我们应更加重视头部效应，有意识扶持特色化博主的专业“出海”，通过个体叙事和粉丝效应增加中国形象的共情性和感染力，让中国题材纪录影像既呈现出“万象拼贴”的内容海洋，也要有一些头部内容带流。

政府在外宣纪录片方面的相关政策、资金扶持以及机制和平台建设也可进一步考虑“网络优先、移动优先”，也可通过像“第三只眼看中国”国际短视频大赛、“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国际纪录片传媒人士访学班”等活动的举办来增加国际人士在新媒体纪实内容生产与传播中的主动性，打造新的互动交流场。

此外，新媒体和新技术也催生了新的纪录片类型、美学和纪录影像容纳场景。桌面纪录片、交互纪录片等新的纪录片形态为纪录片参与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文本内互动的接口；随着元宇宙从概念探讨进一步走向实践探索，纪录影像在元宇宙空间作为素材、产品乃至基础设施重要组成的可能，将进一步得到验证，未来纪录影像在元宇宙空间的国家形象塑造将拥有无限潜力；数字藏品（NFT）以及“纪实+”浪潮下“纪录片+文旅”“纪录片+美食”等新的商业模式和与之伴随的纪录片产业价值链延展，可以在新媒体连接下寻求与中国形象打造诉求的进一步结合，以更加强调平等、开放、流通的市场化路径，依靠“产品破圈”来实现“形象破圈”。

●《从<中国>到中国》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综合国力的强大是中国对外“展形象”的自信和底气。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建构主义承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事实和基于人们共同观念的社会事实。⑯对纪录片参与的国家形象塑造而言，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发展现实，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同时，要巧于建构，在更广泛的交往互动中，让中国形象可信、可爱、可敬。在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传播中，国家依然是核心主导者，但需要纳入多元主体力量，拓展互动场域，聚焦共同关切、共同观念，在协商互动中增进共识，建立认同。由此，“基于事实，巧于建构；主体协商，聚焦共有；交往互动，场域延展”的中国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整体观念，是中国纪录片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形象值得探索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来源：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