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为化解世界结构性危机贡献出中国方案，所产生的全球化叙事表达了“新世界主义”的愿景：倡导各国合作共建—个整体互动、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造福世界各国。该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成为国际传播领域的热点话题。为探求“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具体情况和实际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积极的实证研究，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有的在微观层面分析特定合作国或竞争国的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有的在中观层面重点评估“一带一路”在某一地区的媒介传播；有的则在宏观层面上对“一带一路”国家传播的总体景象进行描摹。遗憾的是，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的研究往往因为视野受限，缺乏对整体性的把握；而宏观层面上的评估则因为损失太多细节而不利于深入理解。那么在过去十年里，“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打通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果进行综合评估是当下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

“国际传播”是一个学术传统久远、范畴宽广的概念，特指发生在“国家边界之间的传播”。虽然多有争议，“国际传播”概念仍然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本文沿用这一概念，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高度概括中国与他国之间、他国与他国之间，以及整体国际社会围绕“一带一路”议题所产生的传播现象。学术界聚焦这一重要传播现象积极探索，一方面贡献了高阶的宏观理论，如“新语境理论”“周边传播”“全球治理理论”等，对现象进行整体描摹与宏观指导；另一方面深耕于经验材料进行微观分析，试图从局部入手揭示本质、促进理解、指导具体实践。近年来，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开展效果评估的学术力量异军突起、成果显著，针对以往研究中实证研究匮乏 、效果评估不足的局限做出了量与质的突破。

“建构主义”是指导“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重要范式。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开展效果评估通常以“建构主义”为先验性假设：国际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实体，所有意义的产生都基于主体间的互动。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在互动中对“一带一路”产生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与他国的“主客体”对立逐渐被消解，发展联通、交互、共识的“主体间性”成为愿景。在建构主义视域下，“国际传播效能”是指参与国际传播与沟通的各方“主体”（具有能动性的国家、组织、群体或个体）产生意义、建构理解的效果和能力。对“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能开展研究不仅要对中方的传播效果和能力进行评估，还须了解他国政府、境外媒体、境外组织和国际公众等其他主体对“一带一路”意义共建的效果和能力，才能有效回答“‘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传播的效果和能力如何”这一关键性问题。

近年来，有学者在意义共建的框架下关注了“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对多元主体意义共建的效果和能力进行了经验主义考察和积极的学术交流，所取得的学术成果逐渐汇聚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学术支流。现阶段对已有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科学反思对该领域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元分析研究”（简称元分析）是针对“研究的研究”，即以科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为对象而进行的再研究。作为一种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反思的科学方法，元分析最早采取的是针对多个同类研究（特别是实验研究）的结果进行综合性量化统计的方法。后来元分析发展为一种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方法。简单地说，元分析就是应用严密的设计和科学的方法对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整体、系统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提升研究效率从而发现问题，同时弥补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没有系统收集原始数据、缺少定量综合或定性综合的分析步骤、只是简单罗列以往研究结果、结论过于主观等缺陷。

本文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议题所积累的研究成果进行科学评估，遵循了元分析对于高级逻辑形式的追求，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领域进行全面文献检索，设立明确的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系统地考虑研究对象、理论、方法、技术等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对纳入分析的研究样本进行严格审视与规范评价，以期研究以下问题。

Q1：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进行评估的综合结果是什么？

Q2：学术界认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研究中的现存问题和未来趋势如何？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本文采用“定量元分析”，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领域已有研究所报告的量化评估结果进行定量合并与分析；为回答第二个问题，本文采用了定性元分析，依照科学的步骤提炼研究对象的性质要素，对该领城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概括归纳与评价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筛选

本文首先对2013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围绕“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主题开展研究的中英文学术期刊论文进行了全面搜索。中文文献检索主要选取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CSSCI 来源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为检索范围，设定“一带一路”为关键词，分别组合“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国际媒体”“国际报道”“国际新闻”“国际舆情”等进行精确检索；英文文献检索主要选取EBSCO和谷歌学术数据库，设定检索词为“One Belt One Road”“Belt and Road”“China's Silk Road”“Maritime Silk Road”“Silk Road Economic Belt”“OBOR”“BRI”，分别组合“media”“news”“communication”等词进行精确检索；其次对检索出的数据进行筛选，排除新闻通讯、编者寄语等非学术论文内容项和重复内容项，再通过人工识别的方式删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或相关性较低的数据，并筛选出实证研究样本；最后，仔细审核入选样本，根据其引文文献进行回溯检索，查缺补漏，确保数据收集的全面性，最终得到96篇有效样本（中文75篇、英文21篇）。

（二）定量内容分析与定性内容分析

本文对样本逐一进行定量与定性内容分析，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定量内容分析的编码项包括：文章发表年份、效果研究维度、数据收集时间跨度、研究对象数量、分析单元数量、效能评估量化结果；定性内容分析的编码项包括：文章使用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数据库、分析软件、作者报告的研究不足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收集的样本对研究对象的效能评估测量标准不同，为了能够统一单位进行加总计算，笔者对样本报告的研究结果进行了综合考察与量化评估，提出并计算综合效能指数（Composite Efficiency and Competence Index，简称CECI）。综合效能指数本质上是对评估结果的再评估，评分的依据是样本中研究者对多元传播主体所做的具体评价，包括六个方面：传播数量频次、内容质量优劣、表达的立场态度、建构策略效度、传播造成的影响、传者在传播网络中拥有的结构性权力大小。本研究对每个数据样本所报告的六个方面的评估结果进行列举和整合，针对整合结果使用七度量表进行统一打分：非常正面=3，比较正面=2，少量正面=1；客观或多元复杂=0；少量负面=-1，比较负面=-2，非常负面=-3，通过计算得出综合效能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CECIN_M=PECIN_M+NECIN_M。公式中CECI指综合效能指数，PECI（Positive Efficiency and Competence Index）指正面效能指数，NECI（Negative Efficiency and Competence Index）指负面效能指数；N_M表示文章编号，N=1表示该样本为中文文献，N=2表示该样本为英文文献，M是按发表时间排序的样本序号。获得编码数据结果后，笔者对定量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对定性数据进行综合逻辑分析，以回答研究问题。

（三）信度与效度

本文编码工作由两位编码员共同完成。在正式编码前，二人独立完成20%的样本编码并进行编码员间信度测试。其中，定量数据的编码结果经SPSS软件分析，Kappa系数为0.907，说明二人在定量编码结果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与可靠性。针对定性数据结果，两位编码员逐一对照找出不一致的地方，并进行讨论直到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根据讨论结果制定详细的编码规范，从而提高定性编码结果的信度。接下来两名编码员开始正式编码，各自完成一半剩余样本的编码工作。完成全部数据的编码后，互相检查对方的编码结果，对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进行全面复核与讨论，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整合成统一的编码数据结果。

关于效度，由于本研究大部分的编码项要求对客观信息进行提取，需要进行主观判断的主要是综合效能指数编码项，因此使用了专家效度检验方式确保该项的效度。本研究邀请了新闻传播和信息科学领域的五位专家分别验证综合效能指数的评估方法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所要考察的内容。专家检验的项目共10项，评分方式使用五度量表：非常同意=2；同意=1；中立=0；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最终，五位专家对10个项目打分的结果均值为1.6，说明专家比较认可本文“综合效能指数”的评估与计算方法，该编码项具有良好的效度。

（一）“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的“综合效能指数”

研究结果显示，围绕“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开展研究的96篇实证论文，既评估了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中国政府、中国媒体和中国企业，还评估了境外媒体机构（及所代表的国家）和境外社交媒体，也调查了他国受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评价。多元主体对“一带一路”进行建构的“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0.86（最高分3，表示非常正面；最低分-3，表示非常负面；以下同），说明“一带一路”在国际传播中获得了总体平衡偏正面的全球评价和传播效果（见表1）。

1.倡议者效能。在样本中，超过30%的论文（32篇）评估了中方作为倡议者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的效能，评估对象包括中国的外宣媒体（31.25%，30篇）、中国政府（2.08%，2篇）和中国企业（1.04%，1篇）（其中一篇论文同时评估了中国政府和外宣媒体），综合效能指数平均分为2.03，说明学术界对中方倡议者的国际传播效能总体评价比较正面，具体评价包括：发布信息文本数量较多、时间维度分布广泛、内容涉及多个主题、渠道多元、议程设置效果明显，对“一带一路”的价值理念、意义作用、具体实施给予了全面解读，对“一带一路”在国际传播领域进行意义建构的成效显著。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引发的境外媒体报道量高达10339篇（包括境外媒体机构网站与社交媒体发文），且境外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高峰与中方“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高峰相吻合，峰会还在境外社交媒体中造成了大量“普通网民”的卷入。中国外宣媒体一方面通过自有平台发出“中国声音”，宣传报道“一带一路”；另一方面还入驻境外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和推特）与境外多元主体进行交流，获得了庞大的粉丝数量和一定的信息互动量。如《中国日报》、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期间在推特上积极发声，不仅获得了大量粉丝点赞，而且还得到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媒体的回应。再如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脸书上通过短视频形式、互动类报道和情感卷入策略开展“一带一路”主题报道，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收获了研究者们较高的评价。

也有部分研究（15篇，占总数的15.63%）指出中方倡议者建构“一带一路”效能的不足之处，包括内容议题以政治和经济为主，社会文化议题匮乏，在境外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太少，导致“一带一路”议题上的影响力不足。例如，虽然中方倡议者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推动了相关话题在推特上的密集信息扩散，但是能够在信息网络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中国媒体仅有新华社一家，并且随着论坛结束，这种主导性很快就消解了；在常态化时段里中国媒体对“一带一路”议题的国际传播仅能处于二级甚至更次一级的圈层。且在境外社交媒体平台中发声的中国媒体仅有几家，与平台中影响力强的账号缺乏互动，对持不同意见的子群影响力较弱，没有掌握引导舆论关注哪些核心议题的主动权。还有研究者批评中国媒体在境外社交媒体上使用传统的“外宣”框架，目的性和倾向性太强，忽视了受众的真实需求。

2.外媒效能。样本中有77篇文献评估了外媒对“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能，其中66篇评估了境外传统媒体机构，13篇聚焦境外社交媒体（部分论文同时评估了境外传统媒体机构和境外社交媒体）。这些研究所报告的数据证实了“一带一路”在国际传播中是一个热点话题，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在77篇外媒研究中，70.13%的文献（54篇）报告了外媒对“一带一路”的传播呈现了正面效能，77.92%（60 篇）报告了负面效能（部分论文同时报告了正面效能和负面效能）。在正负效能的程度上，综合效果评估的均值为0.18，说明境外媒体对“一带一路”意义建构的效能总体上趋于平衡偏正面。

从研究范围来看，66篇针对境外媒体机构的研究中有11篇（占比10.99%）是宏观研究（世界范畴）、6篇（占比5.49%）是区域性案例研究、49篇（占比 52.75%）是个案研究（研究对象一般是带有国家属性的具体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评估各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的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0.27，总体上趋于平衡偏正面。例如，宋美杰收集了2013年9月至2016年2月间67个国家发表的有关“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553篇，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推动了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构。还有6篇样本研究区域性媒体的国际传播效能，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1.5，评估结果总体上为正面，所评估的区域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东盟十国、非洲地区、印度洋地区8个国家及欧洲地区8个国家。

针对个案开展研究的49篇样本分别评估了32个国家的媒体报道（见表2），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0.30，说明这些国家的媒体总体上对“一带一路”产生了平衡偏正面的国际传播效能。其中，“一带一路”非合作国的媒体国际传播效能总体偏负面（CECI均值为-0.79），合作国媒体建构效能总体上偏正面（CECI均值为1.74）。美国媒体获得了最多关注（16篇，占比16.67%），法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能最为负面（CECI值为-2），其次是日本（CECI均值为-1.67）和印度（CECI均值为-1.22）。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以色列、泰国、波兰、塞尔维亚七个国家的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建构效能最为正面（CECI值为3）。

表2  中外媒（按国家）“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综合效能指数

注：“综合效能指数均值”最高分为了3，表示非常正面；最低分为-3，表示非常负面。部分论文的研究对象包含多个国家。

在针对境外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进行研究时，有4篇文章把境外社交媒体作为中方倡议者建构“一带一路”的平台，对中方倡议者的国际传播效能做出评估，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 1.75，说明中国倡议者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建构“一带一路”总体上正面效能大于负面。另有9篇文章把境外社交媒体作为境外媒体建构“一带一路”的平台，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0.11，说明境外媒体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对“一带一路”的建构产生了总体中立偏正面的效能。例如，有研究收集了推特一年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104488条推文，发现大部分较为中立。

3.受众效果。样本中有10篇（占比10.42%）开展了受众效果研究（把国际公众作为信息受体），就外国受访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态度进行调查与分析，综合效能指数均值为0.4。其中5篇论文同时报告了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CECI均值为1.2），有相当数量的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认可、赞许和支持，同时受众效果存在一定不足。另外有2篇文章主要报告了负面的受众效果（CECI均值为-2）：受访者对“一带一路”知晓度不高、对进一步了解“一带一路”信息不感兴趣。有文章分析，“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受众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于中方对“一带一路”进行国际传播的信息属性与受众需求不匹配。

在10篇受众效果研究的样本中，有6篇文章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或两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使用皮尤研究中心收集的世界上主要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舆情数据进行二次分析，利用Matlab软件提供的聚类分析功能将国际受众对华态度分为四类：负面（日本、越南）、较负面（美国、印度）、积极（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较积极（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尼、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韩国），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探究舆情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发现日本和越南的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经历了从怀疑到谨慎欢迎的过程，美国和印度的受访者经历了从消极到有限欢迎的过程，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中国与他们的传统友谊，一方面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另一方面对中国仍然抱有一定戒心。

综上所述，定量元分析发现样本在倡议者、外媒、受众三个维度上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进行了评估，通过计算综合效能指数发现多元主体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进行意义建构的综合效能良好。以上研究结果回答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二）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根据本文定量与定性元分析得到的结果，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进行评估的最大不足就是研究国际公众的论文在数量、规模和深度上存在不足。本文收集到的受众研究论文样本仅10篇，约为样本总数的十分之一，且一手资料采集非常局限，样本量较小；对二手资料的使用缺少对受访者基本信息的描述。更为遗憾的是，有限的研究仅将国际公众作为信息的受体，没有将其视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传播主体；其次，目前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境外社交媒体对“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性，但研究数量仍较少，能够回答的研究问题非常有限；最后，计算机辅助的数据分析被大量应用在“一带一路”研究领域中，但是多数研究仅限于对表层意义的提炼，一方面缺少优质的理论对计算机提炼的信息进行意义解读，另一方面由于脱离原始数据而丢失了过多细节信息。

针对以上不足，“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应当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三点：

第一，未来研究应大力加强对国际公众的研究投入，同时突破受众研究的视野桎梏。目前学术界对国际公众研究的数量和深度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事实上，“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一个核心目标是“民心相通”，为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对国际公众进行充分调研，深入了解其需求，为有效策略的制定提供信息保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信息时代国际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受体，而是积极主动的意义共建主体，公众卷入和有效对话是未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必要的努力方向。

第二，未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评估应当加大对境外社交媒体的研究投入。研究发现，在国际媒介场域里，中方倡议者、境外媒体、国外公众就“一带一路”的内涵、外延、行动、策略、影响、价值等方面的意义进行各自建设与理解，开展交流与碰撞，产生争议与共识。该符号权力竞争的场域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境外社交媒体为“一带一路”传播所提供的国际化平台。这个平台将倡议者、外媒、公众三方连接在一起，使得多个主体之间几乎可以“直面”对方，或某一主体能够“直面”“众方”（多方主体），使得以“对话”形式进行意义共建既有了可能性，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这一趋势的适应迫切需要理论指导。

第三，未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评估应当重点关注计算机辅助分析与人工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推动社科领域相关理论与计算机辅助分析相结合。为此，未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评估还需要进一步鼓励和扩大研究人员的跨学科合作。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城，本文收集的论文样本的刊载载体除了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期刊，还有国际关系学、图书馆与情报学、经济学、统计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期刊；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合作发表论文的趋势明显且值得鼓励。

本文通过定量元分析与定性元分析，一方面综合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结果，另一方面评价该研究领域的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旨在推动对该领域认知的不断发展，为接下来的思维突破与研究创新奠定基础。研究发现，近十年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效能总体良好，但仍存在不足。另外，丰富的理论被应用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现象解释与分析中，“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研究不再是理论匮乏的领域，而是滋养理论的沃土；在研究对象和样本选择方面，境外社交媒体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和理论发展空间；在研究方法方面，计算机辅助分析与人工分析相结合既能处理大数据，又能保障不遗失重要的细节信息，是未来学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在事实层面的核心目标是“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在价值层面的核心追求是“共”：共商、共建与共享。在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平等、开放、包容和尊重的价值理念同样贯彻于学术界对其的分析评估上；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效果评估没有仅仅关注倡议者一方，而是从倡议者、境外媒体、国际公众三个维度收集“一带一路”的传播文本，探讨“三维共建”的“一带一路”丰富内涵。倡议者、境外媒体、受众在国际媒介场域中共同构建了“一带一路”的丰富内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三维共建”的理想图景：中方倡议者对“一带一路”的传播并非自说自话，境外媒体也不只是旁白者或外部观察者，国际公众也不是被动的信息受方，三者都是建构一带一路意义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一带一路”真正的内涵生成于三者的符号互动与有效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倡议与质疑、争议与讨论、回应与关切，最终形成基于基本共识的“‘一带一路’意义共同体”。

当然，意义共建与国际媒介场域的“符号权力竞争”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共存现象：在国际媒介场域中不同主体对“一带一路”意义建构权力的竞争始终存在。不过，多篇论文样本报告并论证了“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对固有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媒介场域权力结构的突破。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还不能完全改变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但该倡议部分覆盖了旧的话语标签，赢得了一定的价值认同，标志着中方倡议者在国际媒介场域中参与意义共建能力的增强。

受研究资源所限，本文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中文研究仅仅是收集了CSSCI期刊和核心期刊论文，可能会遗漏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相关论文；此外，在进行对实证研究的筛选时，一些相关论文受到编辑版面限制而未能完整报告研究方法，因而未能被纳入本研究中，使得本项元分析未全面涵盖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开展实证研究的全部贡献，实为遗憾。

（作者胡悦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赵梓涵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当代传播》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