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疫情前相比,2023年韩国电影成绩乏善可陈,在流媒体冲击下,“韩影危机论”甚嚣尘上。因国内市场有限,韩国文娱内容产业一直有开拓海外市场的内驱力。从1998年“韩流”文化登上历史舞台,到当下K-Contents代表的韩流4.0向全球市场高歌猛进,韩国故事在累积出海经验的同时,也成为21世纪“民族与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经典。疫情让全球文娱产业遭受重创,但以Netflix为代表的奉行世界主义的流媒体平台在疫情中成为韩国文化内容得以出海远航的“大船”,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投身流媒体剧集创作,韩国故事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传播世界化。与此同时,对“文化侵略”一直保有警戒心的韩国“386世代”在影视传播的新格局下,为实现文化出海的夙愿,开始积极寻找从“借船出海”到“出海造船”的对策。本公众号分三期刊发文章全文,敬请关注。
2024年2月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发布的《2023年韩国电影产业结算报告》显示,2023年韩国电影票房为1.25万亿韩元,仅恢复到2019年的65.9%;全年总观影人次为1.25亿,仅恢复到2019年的55.2%。然而,与疫情后院线电影的惨淡形成对照的是,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在韩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根据Wise App Retail Goods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月,Netflix在韩国的订阅者从2020年10月的330万人激增到1237万人,即三年间付费会员数增加了近四倍。曾经最爱看电影的韩国观众,似乎正在发生集体转向。因此,类似“Netflix吸干了韩国影视业”“韩国电影正在消失”等“韩影危机论”不时惊现于媒体,引发业界担忧和热议。
2023年,韩国电影产业虽然态势疲软,但相较于其他多数国家,依然在商业和艺术上各有成就。继2019年后,2023年韩国首次再现一年两部千万量级的票房大片——《犯罪都市3》和《首尔之春》;电影艺术领域,洪常秀又凭新片《旅行者的需求》斩获第7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此外,韩裔电影人持续吸引全球关注,由CJ ENM联合A24出品的加拿大韩裔导演席琳·宋的电影处女作《过往人生》不但提名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也在75个电影节上获得200项提名。可见韩国电影人在方方面面依然有声音、有态度、有存在感,但流媒体时代韩影危机论也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原因何在?简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疫情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日常生活习惯,消费方式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其次,韩国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显示器生产企业(三星和 LG),家庭高清大屏彩电覆盖率极高,同时付费观看优质内容早已形成习惯;最后,流媒体平台在资金和高能电影人的加持下,提供了海量的优质本土内容。据称过去四年(2019—2023)Netflix平台上的韩国内容观看量增加了6倍。因此,足不出户便能享受高品质影音内容,是疫情时代流媒体平台在韩国快速崛起、电影空间被无限挤压的重要背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后,韩国本土片不但没有在好莱坞横扫全球的巨大攻势中败下阵来,反而奋起直上,令捞不到油水的好莱坞发行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撤离韩国。然而30年后,来自硅谷的流媒体平台Netflix却在韩国日渐站稳了脚跟。韩国影视与 Netflix的合作究竟是“借船出海”还是“引狼入室”?好莱坞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何Netflix却能做到?
麦克卢汉在“媒介四定律”中指出,新媒介对旧媒介的替代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互相交融影响的过程。考察Netflix从初期与韩国影视业的碰撞到目前的共赢过程,能发现媒介与内容之间相互借力彼此影响的事实。当然韩国流行文化持续不断地对打破有形边界的探索,是它得以不停升级换代、趁时代东风搭乘流媒体平台这艘大船出海的根本原因。
自古以来海外话语权有限的韩国,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终于改写了其在世人面前落后的国家形象。继经济上的“汉江奇迹”后,韩国开始在文化上蓄力。20世纪90年代,“文民政府”一上台便抛出文化产业的“神话”,将影像业开创性地定调为“能和汽车工业相匹敌、具有巨大潜在经济能力的产业”。亚洲金融危机中当选的金大中更正式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386世代”,这些时代背景的关键词令大企业与新人力在新时期一拍即合,他们联手为世纪末韩国文化软实力的异军突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韩国流行文化忽然在中国年轻人中迅速走红,中国媒体将之命名为“韩流”。此后,通过音乐、电视剧和电影,韩流席卷整个东亚和东南亚,逐渐发展成最具代表性的亚洲大众文化。在与不同文化环境的碰撞中,“韩流”不断自我更新与迭代,疫情中趁机“借船出海”并迅速被世界观众瞩目的流媒体剧集,便是韩国流行文化的最新代表,也是韩国电影在海外一直有价无市的首次市场突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有丰富多元的内容生产力,无疑是新兴的流媒体平台最渴望的合作伙伴。当然,生产力无法一蹴而就,为了达到出海的“上船标准”,业界和政府都做了无数努力和准备。韩流登场是以装扮前卫的韩流音乐鼻祖宝儿、H.O.T.等为前锋,加上暗合汉字文化圈传统审美的韩剧《爱情是什么》(1991)以及新颖别致的《我的野蛮女友》(2001),迅速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地掀起热潮。《韩流2.0:在社交媒体时代下的韩流》(Hallyu2.0:The Korean Wave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的作者认为,在韩流1.0现象中,艺人与亚洲粉丝之间形成的单向流动,在展示出文化引擎带动经济增长的事实的同时,还承载了一种“国富民强”的集体愿望。而这种借欧美流行文化技法结合本土故事的巧思,不仅弥补了被美国大众文化挤压的、本民族难以发声的遗憾,还借助广播电视网,将这一流行文化“溢”向了亚洲邻国。其一举多得的效果,备受国民喜爱和政府支持,也激励了韩国文化向外持续发声的梦想。1999年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出台,2000年,韩国政府首次将“韩流”作为政策议程,提出以亚洲为传播中心的“韩流产业扶持计划”。这为韩国大众文化及内容产业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支援,也为后续韩流的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21世纪之初,韩流文化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实现了第一次迭代更新,拥有高速网络,可以借助Facebook和YouTube等SNS方式进行更广范围传播的韩流进入2.0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商品除了电影/电视剧/音乐外,还有伴随兴起的韩国饮食文化和语言文化。2003年电视剧《冬日恋歌》在日本NHK首播后备受追捧并连续重播四次,引发了高烧不退的“裴勇俊现象”,追星旅游成为这一现象最知名的副产品,大量日本女性开始学习韩语并涌向韩国疯狂购买印有“勇殿下”头像的日用品。紧接着《大长今》(2003)也在世界87个国家热播,创造了94万亿韩元的利润。此外,韩国电影《老男孩》(2003)、《撒玛利亚女孩》(2004)和《空房间》(2004),连续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而韩国流行音乐组合Super Junior、东方神起、Wonder Girls和Rain等也开始火出亚洲。
Choi JungBong认为,韩流文化之所以能持续取得新成就在于其不断体制化的能力,即“韩流化”。也就是说,除了音乐和影视产业等大众娱乐文化之外,旅游、时尚、医美和化妆品等也被囊括进“韩流文化”中。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高的知名度,韩国以先行成功的大众影音文化为模板,对其他关联部门也进行“韩流化”改造,体现了韩国国家通过“韩流化”摆脱“欠发达”烙印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
随着韩流影响力的扩大,2009年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KOCCA)设立,并与时俱进地提出将“引领全球经济的全球内容领导者”作为韩流的发展口号,引导内容领域作为创意经济的核心产业进行融合发展。2010年智能手机时代开启,为了让韩流在新赛道上释放最大潜力,韩国政府适时修订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进一步扩大与明确了“contents”一词的范围,拥抱了数字化产业时代的未来发展。
2012年7月,《江南Style》的MV在YouTube发布。韩国娱乐业和韩国政府不遗余力地为之造势,上线两个月后在全球播放量超过2亿次。Brian Hu认为《江南Style》让K-POP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和强度向全球传播,虽然貌似埋葬了韩国音乐被欧美主流文化认可的梦想,却引发了狂欢般的世界性模仿秀。Choi HyunChul认为,《江南Style》昭示着韩流马不停蹄地步入3.0时代——多样化的K-Culture以和传统文化、大众文化、当代艺术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世界多种媒介进行传播。韩国文化部甚至将所有文化都归入了韩流范畴,比如K-Drama、K-Fine Art、K-Traditional Art、K-Literature等。这样做是为了将“韩国人独特的精神、身份和性格带出国境”。
在快速的技术更新和媒介变化中,韩国文娱产业不断以更符合流行媒介特性的方法打造韩国故事。在韩流4.0时期,被称为“21世纪偶像”的防弹少年团(BTS)和BLACKPINK等流行音乐团体在疫情前成功进入欧美主流文化圈,前者连续6次问鼎Billboard榜首,后者则更新了艺人在YouTube上保持的全球粉丝纪录(超7000万名)。在他们的带动下,韩流文化不仅攻入了由欧美主宰的主流文化场域,还收获了面向未来、继续在国际市场出海远行的重要经验。
韩流4.0是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进一步深化、令海量数据传输变得容易后迭代的。这一时期游戏、网漫、动漫、卡通形象等内容产业与韩影、韩剧、K-POP一起,共同构成了以“K-Contents”为中心的新韩流传播群。“K-Contents”包含着对“韩国性”的强调,是涵盖各种被海外接受的、多样文化内容的综合用语(umbrella term),寓意着对那些被西方文化定型了的类型元素进行“韩国式”重构,比如“K-Zombie”“K-SF”等。而用本土思维对西方文化类型进行转化和派生的策略,巧妙呼应了“球土化”(glocalization)时代的市场需求——既是韩国的,也是世界的。
作为文化、经济和政治交叉的一个明显例子,“韩流”被认为是通过软实力打造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比如电影《寄生虫》,截至2020年2月已经为韩国带来了1293亿韩元的直接经济收益,产生了7668亿韩元的消费品销售和出口,带动了1.46万亿韩元的生产额,并新增了6399个就业岗位。2022年,韩国文化产品出口高达133亿美元,是2005年的10倍。2021年,K-Contents出口规模达124.5亿美元,超过了韩国家用电器(84.2亿美元)和显示器(36亿美元),成为出口商品主力军。2023年,“韩流”带动的文化内容、消费品和旅游业的总出口额为145亿美元,占韩国2023年出口总额的2.3%。同年11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将K-Contents列入国家战略产业,并设置1万亿韩元的战略基金以实现五年后将韩国打造为世界四大内容强国的目标。
在产业经验和国家政策的加持下,韩国文化不断变着花样将韩国故事推向海外,创造着文化经济效益、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在这一过程中,奉行平台世界主义的Netflix恰逢其时地出现,成了韩国故事能突破其市场瓶颈、将名誉变现的大船。
(作者范小青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一带一路电影研究所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苏源: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来源:《影视文化》第30集;注释此处从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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