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全球文明倡议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既彰显中国开放包容、和谐发展的文明观，又对国际社会要求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诉求进行回应，强化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根本思想指引。

本文旨在回顾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学术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希望给加强国际传播学术研究和前沿实践探索提供启示。文章依据中国知网检索系统，以主题词“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检索2023年1月至11月见刊论文，共获得有效文献957篇。通过梳理以上文献，我们从学术研究热点回顾的角度来总结主要特点，并提出实践建议。

2023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被写入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成为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一项基本准则。“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也被正式写入这一法律。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研究者主要聚焦两个维度：一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揭示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和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即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二是从实践指导的视角，着眼当前时代之变，将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这三个关涉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中国主张、中国价值面向世界地集中展现在研究当中。程曼丽对此认为，新时代的中国价值具有内外两个面向：对内意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社会共识;对外意在通过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树立中国负责任、有担当的良好大国形象。为此，可以从中国价值出发做好国家形象定位、打造国家品牌，以及加强形象管理。

2023年适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一带一路”再次成为研究焦点之一。段鹏和王一淳以此为契机，梳理“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建构和在地化接受。通过对伊朗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有关“丝绸之路”报道的批判话语分析，总结出当代伊朗官媒的丝路话语历史建构逐步从民族主义线性叙事，向以区域和地缘为书写单位的框架性区域叙事格局转变，将地方叙事整合进入更为宏大的国际全局关系中。具体来说，其报道话语跳出民族史话语体系，更多地以区域政治话语方式展开解释;其次，描述“一带一路”冲突背景刻画意识形态或共识;再者，以侧重“合作”和“机遇”的机遇性话语促推区域间主体互动。

同时，基于“南南合作”的框架，也有研究者聚焦“全球南方”，探索国际叙事“南方转向”。史安斌、朱泓宇通过对来自“全球南方”的媒体人进行深度访谈并进行扎根研究，发现南方媒体通过构建“替代性叙事”打破西方主导，并重建“全球与本土”想象。这一想象涵盖两个层面。一方面重视地方视角发掘“附近”，聚焦500米范围的“附近”，把看似贫穷、落后的“本土/附近”视为基本的认知视角和关系空间，真正关切身边的人和事;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世界-附近”的二元论，创新话语表达框架，将本土议题和看似短暂的危机，放置在更为宏观的全球结构中进行思考。在学理研究之外，这一研究提出更具有现实价值的新闻实践，将媒介角色由“渠道”转为“枢纽”，为建设性新闻打造更开放的空间;同时，提出“协作式展陈”的新闻内容生产方式，发挥多元主体的介入性力量。此外，亦有学者聚焦数字化转型和媒介融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效果。

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将体育、城市形象和中华文化再次引入国际传播的关注范畴，也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以来我国最重要的国家及城市形象塑造和国际传播的窗口。国际传播视域下的城市研究，研究者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空间，其容纳多元主体的传播行为和运动;二是作为景观，探索城市形象对于国家形象的作用。韩瑞霞以上海文化为例，从传播介质的角度出发，验证公众所处文化语境的高低程度会影响其对一座城市的评价意见，发现其中的主要推手在于互联网，而非社交媒体。区域形象成为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承认和直面文化刻板印象这一现实是我们在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能够实质改善城市形象的前提。但是如何把握城市信息展示的度量，找到这一确切临界点，是该研究尚未触及之处，⑤不过，这也是该研究所提供的启思。

2023年的国际传播研究依然关注平台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对于国际话语建构的影响，所触及的数字空间内国家间战略博弈新形态，又进一步为我们理解当下平台逻辑提供启发性视角。例如，王沛楠通过考察美国国会众议院对TikTok展开听证会质询事件，提出了“网缘政治”的概念，即网络虚拟空间与地缘实体空间相结合的战略博弈。而这一事件标志着网络空间的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以全球数字平台所有权争夺与跨境信息流动规制为特征的网缘政治转向。

在此之外，利用数字平台语境下情绪的感染性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共情传播”被引入国际传播视域。许向东和林秋彤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从强化视觉语言、转换选题、联合海外博主等具体实践方式，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新思路。

立足于平台语境的国际传播，其直接行动主体由国家扩展为媒体、企业、智库、意见领袖、普通市民等多元主体，主要传播阵地由主流媒体向互联网平台倾斜，叙事内容亦从相对宏观的中国叙事转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叙事。针对此项议题，部分研究高度关注互联网平台的个体行动者，如“Z世代”“网红”等内容创作者;亦有研究从平台媒体的运营层面分析其国际传播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023年度的相关研究热度持续，关注焦点从最初的理论引介，深入至基于中国体制特征和全球视野的在地化、语境化的体系构建和实践对策。陈虹、秦静从战略层面研究国际传播，认为应构建涵盖多元主体、多种文化、多重语境的战略协同模式，以实现国际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周庆安则对国际传播效能进行剖析，将效能界定为效果和效率的统一体，认为效能反映的是一定条件下完成既定传播目标，实现传播效果的作用体系。历史研究、制度变迁和资源配置，都成为效能研究的范式组成部分。因而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需探讨一国一策，并根据不同主体的特点、所擅长的议题制定策略，从而形成更加严谨的效果研究体系。

深入微观层面，李玉洁就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文明和文化传播过程展开研究，建议增加非洲视角，从非洲民众的兴趣偏好、接收习惯等设置传播议程，实现信息双向流动和反馈;赵子忠等建议“以人为媒”，创新生活化内容，借助社会化传播，实现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还有学者建议，从话语形态创新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抑或从媒体融合角度，探讨如何借力数字媒体，提升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自2022年11月ChatGPT面世，上线两个月活跃用户破亿。与此同时，百度“文心一言”、华为“盘古”、腾讯“HunYuan”、阿里巴巴“通义”等基于中文数据训练的大语言模型相继上线。自此，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容生产(AIGC)的讨论甚嚣尘上。2023年9月，OpenAI在官网宣布，ChatGPT将开启多模态输出模式，用户通过文本就能直接在ChatGPT中生成各种类型图片。这次升级使得用户与ChatGPT的互动方式，在传统的文本交互以外，还可输入语音和上传图像。

从GPT更迭速度而言，“GPT革命”已然呼之欲出，任孟山、李呈野在此社会现实下，从媒介技术线性发展的视角，将GPT技术与曾经的传播技术变革互为参照，观照当下ChatGPT对于国际传播的影响，揭示全球国际传播格局的变迁。两位学者从媒介技术演进的脉络中梳理出两条线索，预测ChatGPT时代国际传播图景。其一，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将取决于三大要素：数字殖民主义与互联网精神的整体张力，后发国家的“中等强国困境”，地缘政治中的“人工智能竞赛”;其二，提醒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拥有道义优势但容易受新技术宰制，以及强调国际传播格局呈现多孔性特征，不可忽略灰色地带周遭的多元化力量。

随着机器学习和自我更新能力走向复杂，弱人工智能正向强人工智能迭代。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提出，通讯技术“剧烈地影响着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国际传播活动必须寻求与前沿媒介技术的同步和适配。如若没有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是不可能的。

依托于算法和人工智能的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谣言武器化趋势愈发明显。汤景泰、星辰认为计算宣传活动的实施者正利用民众的情感真实和立场真实来生产与传播谣言，从而服务于权力博弈。当下由计算宣传而引发的谣言武器化尚聚焦于社会内部的撕裂与对抗，其建议将这一问题放置在全球民族国家间的博弈、资本与国家间的博弈、资本间博弈的多维视角中加以考量。对于计算宣传的研究方法，有国外学者认为，不能将其全盘考虑技术发展，也要考虑具体政治体系和日常生活现实，从社会-科技框架下，采取民族志、问卷收集、民意调查、深度访谈和比较政策分析这一类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同时也以2023年5月成立的“国际信息环境小组”(IPIE)为例证，强调要重视这个新的、独立的全球科学组织，为世界信息环境面临的威胁提供更多可操作的科学知识。

1.把握共同价值观，争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解释权

当互联网上基于价值观的信任体系四分五裂，外部世界开始对中华文化进行新一轮审视，可以认为这也正是中国重构国际叙事话语范式的重要契机。刘金河和崔保国认为，在国际关系当中利益可以交换，权力可以博弈，但文化往往不可以妥协，特别强调要在文化和文明层面探索文化价值的解释路径，即以超越物质主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为整体视角，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尊重不同治理主体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可能存在冲突，冀以包容性弥合全球冲突。

因此，未来对于国内互联网平台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将会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挖掘互联网平台算法，塑造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拟态环境。由互联网传递信息和情感而诞生的“超真实性”现象，将促成想象共同体的形成。贾文山和王琼认为，研究者应该思考中华文化和中国话语如何通过各种实体和虚拟的途径，利用科技手段去与其他文化形态互动，从而彼此解构和重构双方的疆域，以及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包括加大文化产业建设、深化数字人文科技，探索各种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等，以应对全球范围内文化传播由宏观转向微观层面的趋势。

2.多元话语主体合作著述，搭建中国故事世界

面对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世界，互联网平台上的中国形象塑造，要着重多元主体合作著述，依托于全球文明倡议，加强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既要理论化，也要故事化、生动化。建设民间参与内容创作的开放机制，鼓励平台媒体上多元行动主体积极发声，尤其是挖掘普通个体真实、普遍、接地气的故事，展现内部多元性。这一举措不仅是为承载以故事世界模式所展开的中国故事，更在于通过融合多元话语主体所形成的完整媒介场景，催生受众的深度体验欲望，全方位地将外国受众转化为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认可者、欣赏者和向往者。

(二)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议价空间”

技术标准和规制体系反映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影响全球的技术发展方向。价值观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密切关联愈发受到全球各国关注。作为新型“把关人”的平台算法以及基于大量语料训练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等深层嵌入各国主流意识形态。从知识权力的视角审视ChatGPT，可以看出它在国际传播中会带来非监督学习状态下的算法歧视风险，监督学习状态下的内容操纵风险，并通过嵌入到搜索引擎和开放API接口成为内容生成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而造成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力风险。这提示研究者需要对ChatGPT在国际传播层面的潜在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关注和回应。

中国在此轮以5G为基础、AI为技术、短视频为先导的智能传播浪潮中，不仅未失先机，在某些领域还处于领先位置。不过，目前仍面临由ChatGPT带来的中美信息技术差距、意识形态风险、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威胁等问题。韦路等由此认为中国应当建立科技创新长效机制、加强人工智能法律规制、提高数字内容风控能力、提升公众人工智能素养。

以往作为内容生产辅助工具的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互联网平台的内容生产主体，AIGC渐发展成传播的新主体。人机共生将成为全球话语场的关键议题，其中，ChatGPT等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技术驱动掌握国际话语权力。相德宝、曾睿琳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有望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新范式，主动理解用户文化知识需求，并使用社会化语言进行交流传播，构建用户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新连接，为中国构建自主叙事体系带来新机遇。

ChatGPT的出现可视作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互补性职业的提示工程师(Prompt Engineer)进入社会各界的视线。AI大模型将被视作新型计算机，而提示工程师就是为它编程的程序员，通过合适的提示词挖掘出AI的最大潜力。未来传播的关键在于人人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提示工程师的角色，提示能力成为个体进行传播活动的核心技能，提示能力的高低则直接决定AIGC内容产出的质量优劣。

ChatGPT的发展难以一蹴而就，它在中国长期的国际传播战略中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然而，一种媒介形态的诞生、成长，总是有一个过程。只有相关技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一种媒介形态才会形成。互联网平台媒体的发展态势正如火如荼，传统媒体在关键重大事件中的权威发声亦扮演关键角色。不同类型媒体共同构成全球媒体生态格局，均是参与国际传播的重要方式。就短期未来而言，仍应当重视发展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实现不同媒体之间的均衡发展，以补足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弱势之处。

(三)把握关键事件节点，角力国际传播叙事舆论场

在过去许多涉及中国的重大事件，如新冠疫情时期的报道和评论中，西方媒体主动设置议程，操纵国际舆论走向。媒体国际传播力即传播新闻信息和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高低。吴梅红和姜飞从新闻生产的视角出发研究国际传播的采访框架。在“传者”运用修辞传播实现媒介议程设置的过程中，“问什么”和“怎么问”的重要性远超“答什么”，并进一步提出在“合作性对抗”框架内如何有效消解采访当中的话语修辞陷阱策略。例如，对于与中国无关的问题不作争议，反而借用修辞情境阐释中国的立场，发出中国声音，引领议题。

当平台决定内容的“可见性”，信息传播效率成为抢占注意力的第一要素。中国媒体在关键议题上需先入为主，主动发声，在日常传播中积极出击表明态度，不应因含糊其辞而为对手留可乘之机。在国际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示例的确立过程常常是特定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过程。这一意识形态或是不同的社会文化观念，或是明显的政治偏见。当议题先行时，议题所蕴含的“普遍特质”被赋予作为示例的具体事件。该议题上所持意识形态倾向与该事件相勾连，受众则从该倾向理解事件;而当示例先行，“普遍特质”由具体事件所提炼，并与更大事件类别相关联，从而抽象化为议题，表达意识形态倾向。黄敏与周迪认为，后者既为媒体从微观具体层面说明中国逻辑，表达意识形态提供机会，同时在描述区域形象的过程中建构国家形象。

与此同时，狂飙突进的数字技术成为上述可行性路径的基础动力。其中，围绕平台逻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讨论成为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可预见的未来，信息操纵与国际舆论之间的博弈将不断深化，全球互联网平台背后算法机制的不断升级和完善也将为研究国际传播打开新的维度和视野。

（张志安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李欣颖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对外传播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