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的话语和叙事能力仍有提升空间，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尚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话语体系聚焦于自身“自成一体的意义”（self-contained meaning ），却受限于“超越其特定自我定义的代码的不可交流性”（non-communicability of their codes beyond their specific self-definition），这也导致在建构“更好”中国形象方面缺乏可衡量的进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目前已采用86种语言进行国际传播，在翻译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笔者于2025年6月就国际传播话语叙事中翻译的常见问题访谈了部分语种专业和有着多年驻外工作经验的同事。英语专业的同事表示，“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克服既有的思维惯性、语言惯性，转而借助目标群体的语言体系和文化意象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一位常年在欧美国家担任驻外记者的同事认为，“我在欧洲和美国的工作经历中，向当地受众讲清楚中国，特别是在翻译和转换中国本土话语、概念和叙事时，有以下体会：很多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文化概念在西方缺乏直接对等的话语和概念。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双循环’等。如果直接翻译，不仅对方无法理解，而且还无法传达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深层含义”。西班牙语专业的同事表示，“工作中遇到跨语言翻译沟通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由于语言文化背景、政治语境以及遣词造句逻辑的不同，导致在用外语表达时有时候会遇上一些概念直译难以让人理解或者表达了意思但表达不出意境、没有直接对应词语的情况”。意大利语专业的同事认为，“我认为在面向意大利的人际交流中，转换国内话语最大的挑战是对国情相关概念的解释，尤其是已经被传统西方媒体叙事曲解的概念”。阿尔巴尼亚语专业的同事认为，“最大的挑战其实是骨子里的文化差异，对于常年在国内做外宣的人来说，要有本我，也要有另外一个自己”。

翻译策略有时候直接决定了意义生成的结果和传播的效果。例如，王家卫在《一代宗师》中的台词“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将武术提升至生命哲学的维度，但翻译成法语时，“众生”被译为“l'humanité”（人类），偏离了“普度众生”的宗教意涵与价值高度。2025年3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我要重申，中国人民从来不信邪、不怕鬼”。外交部官方译文舍弃文化意象，而是直指政治意涵，将“邪”和“鬼”译成“恐吓”，即“Let me reiterate that intimidation does not scare us”。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报道时则采用不同的译法“I want to reiterat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never feared evil or ghosts”，最后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综艺节目的笑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排名第一的频道，专播中国人不怕的节目！”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出品“Evil”（《邪恶》）和“Ghosts”（《鬼屋欢乐送》）两部美剧。其一连串的翻译操作，让原本要传达的意义变得面目全非。可以看出，在国际传播中，翻译策略直接关乎话语与叙事的效力。当然，我们无法左右他人如何翻译，只能做好自己，尤其要持续优化翻译策略，提升话语和叙事的效力。

在国际传播中，意义的生成离不开语境的加持。传者和受者通常在不同的语境下完成编码与解码，同样的内容因为语境差异而阐释出不同的意义。

在国际传播翻译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一些概念和话语在跨文化传播中需要充分考量目标国的语境特征，通过适度简化、必要增添等翻译策略适应受众的语言习惯，以契合目标国受众的认知习惯与接受心理，最终实现概念内涵的精准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资深编辑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分享了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译为‘Implement the central Party leadership’s eight-point decision on improving work conduct’，‘精神’一词在汉语中具有抽象性，若直译为‘spirit’容易产生‘宗教、灵性’等方面的歧义。”无论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或大众传播，翻译都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意义的传达与建构。这一过程既是对语境差异的动态调适，也是弥合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的过程。

在国际传播的跨文化交流场景中，语境更多关注“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若缺乏语境的加持，意义在语言转化过程中极易发生偏差，甚至可能引导受众陷入认知误区。例如，中国的会议报道在国际传播中具有鲜明的高语境特征，诸多内容都基于中国话语特点进行编码，如果直接翻译成外语，往往会使目标受众感到晦涩难懂。这就需要根据目标群体的文化特征进行“语境降维”处理，通过总结、提炼等举措，深入解读会议话语背后的现实意义与贴近受众的价值内核。

在国际传播中，翻译工作要致力于推动传者和受者的有效对位。符号编码与解码是内容传递与接收的主要机制，需要翻译时充分对齐传受双方的码本。内容解码（或称意义生成）通常依赖语境的补充与支持，这对于高语境文化来说尤为突出。具体而言，在国际传播前期规划与策划阶段，话语构建与叙事设计要考虑到传受双方的语境隔阂问题，选择合适的传播主题和表达方式；在后期翻译与制作阶段，话语与叙事要基于传受双方语境隔阂进行重新阐释和二次解读，最终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效能最大化。

国际传播需要特别关注文化差异问题。不同国家、文化或族群在价值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审美取向、社会制度、民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当这些差异达到一定程度且缺乏有效应对举措时，就会产生“文化折扣”现象，导致传播效果折减。正如西方艺术史学所指出的，“商代青铜器美得令人窒息，但对西方人来说显得既古老又陌生。它们就像玛雅人的石雕，是由与我们自身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创造的，因此几乎令西方人无法理解”。例如，美食主题的纪录片如果涉及猪肉元素，在面向伊斯兰国家传播时就会引发“文化折扣”，甚至可能激化文化冲突。而从话语建构与叙事策略来说，国际传播需要重点关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差异问题。例如“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等在国际传播中需要基于对话策略进行意义协商，通过有效沟通化解差异、消弭冲突。

在国际传播中，对话是化解文化差异的有效路径之一。这里所说的对话并不是个体间的语言交流行为，而是国家、文化或机构主体之间的话语交互与意义共建过程。学者乐黛云曾明确强调，“两种文化的接触除了各自互相解读之外就是直接对话。对话的首要条件是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话语并不等同于语言，它是交往中的一套‘游戏规则’。例如,踢足球时，如果一方用乒乓球的规则，足球运动就无法进行，因为足球只能以相互认同和沟通的足球规则为前提”。本质上，对话既是意义的互动过程，也是规则的协商过程。面对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可以在互动与协商中降低被扭曲放大的可能性，同时压缩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解与误读空间，为更顺畅的国际传播奠定基础。

“对话”在国际传播翻译实践中具体体现为“文化引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资深编辑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指出，“‘文化引据’是提升国际传播话语与叙事效力的重要方法。例如，《反分裂国家法》的英文译名为‘Anti-Secession Law’，其中‘Secession’这个词被用于指代1861年美国南方诸州脱离联邦、寻求独立的运动，因而能够很好地触动美国受众的神经，起到了极具针对性的传播效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总站资深驻外记者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强调，“要套用西方熟悉的语言做桥梁”。“西方熟悉的语言”是对话的中介，属于概念与理念范畴。她以工作中的实践经验为例：“在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采访当地嘉宾时，为解释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并非基于国家补贴，而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这一事实，我会选择用‘A level field’这一西方人常说的话语来表达‘公平竞争’的意思，而非直接使用‘fair competition’这一表述。”

对话也有可能碰撞或推动形成更高阶的认知、理念甚至理论，如同中国古代书院常邀请学术观点或立场相对的大师进行“会讲”，在思想交锋中释疑解惑。正因对话对人类文明发展至关重要，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联合80多个国家共同提出的决议，决定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2025年6月10日是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顺应了各国人民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人类进步的普遍愿望，弘扬了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将继续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同国际社会一道，发挥“文明对话国际日”的重要平台作用，捍卫文明平等，践行文明交流，促进文明进步，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语义阻隔是指两种文化中词语或概念缺乏对应性时，若以牵强或机械的方式进行语言转换，往往会引发误解误读，甚至形成负面刻板印象。例如，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将中国龙译为“dragon”，但两者在文化内涵与意象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中国龙是吉祥的文化意象，后来甚至成为皇权的象征；而西方的“dragon”整体上是邪恶的文化意象，宗教中甚至用“圣乔治屠龙”的典故象征正义战胜邪恶，并在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中广泛使用这一主题。

关于通过转化来消除语义阻隔障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总站资深驻外记者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分享了经验：“我采取‘语境转换+解释性补充’的方法。我采访比利时前首相莱特姆，在就‘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及其影响向对方提问时，我不是简单地进行直译，而是结合欧洲在绿色转型这一目标进一步解释说，‘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fer to a new type of productivity led by science and innovation，characterized by advanced technologies like green transformation’，对方很快明白了这个新概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开始侃侃而谈。”

在消弭语义阻隔甚至认知偏差方面，翻译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在国际传播前期规划与策划阶段，话语与叙事要精心选择适于对外、易于理解的概念；在后期翻译与制作阶段，话语与叙事要对晦涩难懂、易生歧义的概念进行转化或转换。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汉学家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其著作《翻译的危险：清朝与大英帝国两位翻译家的非凡人生》（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认为，在理解其他文化时，语言和翻译无比重要，沉浸在对方文化中的持久学习也具有价值，这使得我们能够听懂别人讲话并产生理解与共鸣，进而向他们阐释我们自己。只有具备了这种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我们才能为我们今日生存其间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个未来。概言之，翻译并非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肩负着对接两种文化体系的重任。国际传播的翻译需要考虑语境适配、文化对话与语义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