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伴随全球传播生态加速变革，全球政治格局不断变幻，中国国际传播逐步优化战略布局，从国际传播“理路”与“进路”双向维度寻求突破，推进国际传播提效升级。流动、复杂与不确定的时代重构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对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和新的课题。已嵌入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着关键议题的全新转向与策略选择的前瞻性思考。

2023年6月，史汀生研究中心(Stimson Center)发布了《2023全球治理调查：在分裂的世界中寻求共识》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民众普遍认为各国应在安全、气候、全球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中国民众呼吁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更好发挥作用，期盼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在全球治理的新语境下，如何回应世界、回归自我是中国国际传播亟待回答的问题。

(一)回应世界：全球治理版图中的中国主张与方案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全球治理与全球政治》一文中颇具前瞻意味地指出，全球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于，面对分裂的世界，如何在“共享主权”(shared sovereignty)的过程中进行治理;各国如何在政治、组织、程序、技术等多方面进行协商与控制，并实时交流反馈。基于该文的分析，全球治理实践或可从以下方面着力：(1)建立伙伴关系；(2)发挥国际组织的关键性作用(尤其是联合国)；(3)根据具体问题成立国际机构，如国际刑事法院、气候变化监管机构等；(4)随着全球公民社会发展，注重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5)构建全球社会契约(Global Social Contract)；(6)重视媒体的力量；(7)强调互联网作为全球公共空间。

近年来，伴随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关键性力量。2023年9月13日，外交部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呼吁加强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发展治理，共谋全球可持续发展；推进全球人权和社会治理，共促文明交流进步；开拓全球新疆域治理，完善未来治理格局；加强联合国核心作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2023年9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这一文件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及团结协作的全球治理新特征。中国既是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也是行动派。中国力量体现于：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及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全球倡议”，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共同行动，为各领域国际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二)回归自我：中国式现代化元话语与阐释共同体

国际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传播主体所奉行的话语体系的建设与竞争。“元话语”(metadiscourse)可被视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核心环节，作为讲述国家故事的“开场白”，元话语能够帮助受众按照特定的叙事框架来理解与国际话题相关的信息、意见、情感或行为。“中国式现代化”正成为一套兼具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系统性中国新话语，强调构建“以交往为本位”的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元话语为核心驱动，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所谓“普世价值”的狭隘历史局限。尤其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共同现代化为国际传播的关键叙事；“共同利益优先”与“合作共生”的现代化已成为最具国际道义、最能与世界公民共情的理念指引，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思路。

中国是和平发展的建设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全球现代化治理的参与者。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关键议题将进一步嵌入全球治理体系，为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亦为实现全球善治提供更具学理意义与实践价值的中国主张及中国方案。

(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3年10月10日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这一白皮书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新的范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建的新时代国际传播研究院发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8%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受访者高度赞赏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获得的丰硕成果。欧洲智库机构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2023年4月发布《“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认知趋势》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对共建“一带一路”整体上持正面评价，特别是中亚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感情非常深厚。伴随“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各国民众对这一倡议的认知与理解不断深入，但是国际社会也仍存在着对这一倡议的误读与质疑。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目前，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基于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应覆盖以下维度：

一是科技传播。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支持，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离不开科技创新。因此，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传播将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众对科技作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要内涵的认知，夯实国际科技合作创新的民意基础。

二是企业传播。中国企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主体，也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因此，企业传播以及企业与媒体合作传播，聚焦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工程，以长纪录、短视频、国际论坛、企业开放日、企业会客厅等常态化国际传播与国际交往形式，讲好企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创新和行动创新故事，增强中国企业国际亲和力、公信力，并回应利益攸关方的关切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至关重要。

三是形象重塑。走过十年的“一带一路”倡议已越来越为国际民众所熟悉，强化“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共有共享高质量“一带一路”的认知，应当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新发展阶段国际传播的关键议题。一方面，在中方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强调促进绿色发展、建设廉洁之路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际舆论、国际民意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关切，主动触达、回应国际受众。

(二)区域冲突问题与治理的国际传播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需求，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热点事件频发，地缘冲突加剧，单边霸凌肆虐，正如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所强调的，应以团结精神与共赢思维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提出“新和平纲领”(New Agenda for Peace)，期望各国重视且遵守以下五项核心原则：其一，重建信任、团结与问责制，充分运用“关于和平建构与国家建构的国际对话”(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Peacebuilding and Statebuilding，IDPS)等国际对话平台；其二，尊重及鼓励各国提升预防冲突的能力;其三，在多元主体间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包括区域组织、人权保护组织、私营企业、科技公司及社交平台等；其四，各国应提升对女性、年轻一代及边缘群体的包容性；其五，各国应将预防冲突普遍纳入国家议程。

地缘政治冲突与传媒，谁塑造了谁?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强调，媒体叙事已成为国际政治的基石，而社交媒体已成为现代战争中的有力武器，社交媒体与数字操控策略使得决策者、军事领导人及情报机构在区域冲突与现代战争的进程中难以应对。《时代周刊》(Time)在《巴以冲突“揭露”社交媒体的根本缺陷》一文中表明，世界民众正通过社交媒体大量消费巴以冲突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能反映巴以冲突的真实全貌，反而使煽动暴力、宣扬仇恨言论、极端反犹太主义、仇视伊斯兰教等负面情绪愈演愈烈。

为凝聚各国共识，传播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区域冲突问题与治理的国际传播应覆盖以下方面：一是提升全球安全倡议及“新和平纲领”等理念的国际认知度，推动相关理念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是重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领导力，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主要平台地位;三是探索冲突与战争报道中的媒介伦理问题，探究指向“团结全人类”的普遍性德性原则;四是探析物理世界热战和数字空间信息战并行的特征，关注社交媒体开源情报网络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

(三)文明交流互鉴新形态的国际传播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构建中国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应紧密围绕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与创新性。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激烈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因此，为破除“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等对立思维及“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为人类社会进步汇聚文明力量，文明交流互鉴新形态的国际传播应聚焦于以下新维度：

首先，以“数字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交往互鉴的新领域。让传统文化与数字文明相遇不仅是文化传播的新形态，而且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例如，在孔子诞生地、儒家思想发源地山东曲阜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明尼山对话，探索人工智能将以何种形式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推动各方在数字时代更好地挖掘历史文化价值，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事业发展进步。

其次，以数字空间的文化交流与国际交往作为人类文明交往互鉴的新模式。例如，全球近30个国家、80个城市联合举办沉浸式数字光影展览“梵高再现Van Gogh Alive”，以数字技术呈现传统艺术，富有创新性地营造人类文明互鉴、文化国际交往氛围，在全球数字文化互动中促进国际公众的跨文化对话能力。

再者，以“Z世代”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群体。在数字化与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兼具传播者与受传者双重身份的“Z世代”已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格局变迁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深刻理解“Z世代”的代际观与数字化生存逻辑，以创新国际传播形式持续创新与“Z世代”的互动模式，促进各国青年群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增强青年群体对文明多样性、人类文明互鉴的认知。

(四)AIGC契机与隐忧的国际传播

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已开启基于“大数据+算法+算力”(Big Data + Algorithm+Computing Power)的智能国际传播新赛道。福布斯宣称AIGC带来了“美丽新世界”，四项核心技术振奋人心：基于神经网络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Neural Language Model Chatbots)、自然语音合成、图片创作与编辑，以及虚拟陪伴。AIGC重构了当前传播格局与治理生态，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产品在应用中应注意：确保内容的准确性，提升用户体验，重视数据与信息安全。

AIGC并不是简单“介入”国际传播，其重构乃至颠覆了国际传播的内在构成要素、传播流程及传播逻辑，智能国际传播的契机在于：受众精准洞察、人机协同生产、精准议题推荐、计算宣传与谣言治理以及多维综合的效能评估。新时代国际传播“目的论”的思路转圜已从效果转为效能，AIGC可帮助优化智能国际传播技术中的算法模型与流程设计。除此之外，AIGC可提升内容产出与推荐所获取的传播效果，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效率的系统维度。简言之，AIGC已成为切实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变量。

智能国际传播延伸了国际传播的自驱性、生成性、精准性与渗透性；然而，基于智能与传播的双重属性，智能国际传播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效用危机与伦理风险。在媒介与代码无处不在的后霸权时代，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算法偏见与平台政治、算法“被动参与”与数字不平等、隐私泄漏与数据安全、信息过滤与舆论博弈、虚假信息与谣言治理等都是智能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隐忧，亦是国际传播研究需关注的重点议题。智能传播的契机与隐忧应当为国际公众所了解，并在专业人士之间展开深入研讨。

国际传播效能的顶层设计包含战略体系建设、制度体系建设以及行为体系建设三重维度。20综观中外国际传播策略创新趋势，以全球治理视阈下关键议题的国际传播为己任的新时代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可相应采取如下策略：

(一)区域国别传播策略：对话、交往与伙伴关系编织

从议程设置到相互倾听，对话重构了国际传播的传统观念与交往准则，它意味着：首先，且听且言，倾听亦具有力量;其次，找寻真实的“他者”，即可感知、可互动的“受众”；再者，对话追求的是平等、开放、潜藏协商价值的“讨论力”；最后，对话承认对抗，但相信协商与合作是更优选择。若将“传播”的本义还复至交往，且将交往理解为事关人之存在、共同生活和公共秩序的基源问题之一，那么传播学理应更关怀“现代人”的命运。国际传播更应强调在对话与交往中，推动各国建立“共振、共鸣、共情及共识”的伙伴关系。

对话、交往与伙伴关系建构对象的有限性、地缘政治的差异性等因素决定了国际传播需要选择区域国别策略，需要制定区域国别的优先顺序，以话语体系的再语境化寻求“全球本土化”与“在地全球化”之间的平衡，提升精准传播效能。

(二)公共外交策略：多元国际行为主体间的互动与共情

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国际行为主体与国际公众的交往互动，而全球化、数字化、社交化为国际公众获得作为传者的国际行为主体身份创造了机遇，从而建构了以大众参与为鲜明特征的多元国际行为主体双向、多向互动的新公共外交时代。新公共外交的正当性和理想目标在于促进国际行为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公共外交的多元行为主体应从共面、共事、共境、共通与共意的角度合作开展共情实践，在良性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凝聚共识。各领域国际同行具有双向奔赴的需求，为多元主体间的持久互动提供动力。在数字空间，个体之间的点对点互动是网络互动的基础，而大规模的国际公众参与互动并产生情感共鸣、共振是网络影响力的体现。

(三)文化传播策略：在人类文明成果体验与认知中“制造认同”

国家文物局于2023年12月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性划分方式更为明确;这一项目将持续关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24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要向世界贡献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借鉴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对话、传承与创新。交流互鉴取代隔阂冲突、“制造认同”的理性目标是，通过世界多样文明的对话达成跨文化共识，即尊重人类的整体性、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的人民性与交往的和平性。国际旅游、教育交换、数字博物馆、相关主题自媒体等传统与新兴文化传播方式为国际公众体验与认知人类文明成果提供了“共情机遇”。

(四)智能传播策略：“数字共通”成为国际交往的新可能

“数字共通”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层面的连通、文化符号意义层面的转译和理解、感情层面的共振共鸣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对话；“数字共通”打开了通向数字文明之路，它是主体间、文化间交往的新场域。25彰显数字文明的中国向度，中国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注重发展、伦理先行等理念，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与标准规范。从人类恒久的、流动的、不确定的数字交往实践而言，中国应在重构数字行动者的交往规范、培养和优化行动者网络的交往理性等层面进一步争取与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面对人工智能等全球治理新疆域，中国将秉持和平、发展、普惠、共治原则，积极推动新疆域治理规则与时俱进；与此同时，中国将以更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数字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同各国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共通”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快国际传播五力建设研究”(2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钟新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晨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新时代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对外传播》）